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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手同道”的人生 有种爱情叫吴作人与萧淑芳

2018-09-24 来源:未知

2018年9月21日至9月27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侧重于吴作人、萧淑芳两个人之间相互映照的关系,通过近三百件作品,全面梳理了吴作人、萧淑芳两人从各自的发展到相濡以沫的艺术人生。

  步入中国美术馆的方厅,转过入口展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吴作人与萧淑芳的定情扇,扇子两侧,有两幅静物,一幅是吴作人的《丁香花与迎春花》,一幅是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看着这两幅作品,你完全可以想象这对情侣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画室,面对同样的静物,并排站在画架前创作的情景。
 

  他们可能一起商议两瓶花的摆放角度,可能一起探讨画面的构图,可能一起分享花色的冷暖……而这样的情景应该也是他们携手漫长余生的主要生活日常。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事业,不同的艺术成就,无话不谈的相伴,半个世纪的追随……人生所求不过如此。

  人间有爱,爱有多种,有种爱情叫吴作人与萧淑芳。

  1、同进学,初见: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

  1908年,吴作人在苏州的一个传统文人画家家庭出生,祖父是当地知名画家。但不幸的是,吴作人3岁时,父亲被害去世,一家人陷入穷困之中,甚至为了不费鞋,吴作人常被拘在家中。尽管如此,吴作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他在祖父和父亲留下来的大箱子中,找到了两大箱画和许多未用的作画用具,看着那些笔墨纸砚,他玩心大起,忍不住在纸上乱涂乱抹起来,开始了他的“早教”课程。1927年,19岁的吴作人考上了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但没过多久学校却因欠债关门。后经徐悲鸿帮助,吴作人到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做了旁听生。

  与吴作人的坎坷经历不同,萧淑芳则出身名门。1911年,萧淑芳出生于广东香山,叔父萧友梅曾是孙中山的秘书,中国首位音乐海外留学生,我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父亲萧伯林为中国铁路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因家庭条件优异,萧淑芳从小接受的就是西方开化教育。1926年,她进入北平艺专,接受正规西洋学院教育,三年后,不满18岁的萧淑芳再赴南京中央大学,拜在徐悲鸿门下,进行为期一年的油画、素描学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大学艺术系才子吴作人与名门闺秀、男生心目中的女神萧淑芳相遇了。

 

  1929年秋的一天,迟到的吴作人一走进教室,就被正在画画的萧淑芳所吸引,但由于性格腼腆,不知如何向她表达爱意,只在教室后排偷偷画她的速写。

 

  一天,萧淑芳把自己带来的习作《一筐鸡蛋》请徐悲鸿指教,吴作人正好在旁边,便凑了上去看,无数次设想过与她说话的场景,这一回终于有机会了,可说出来的话竟是: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瞥了一眼,不知如何作答。这一问一瞥就是吴作人和萧淑芳两位同学之间的第一次对话。

  由于这次搭讪太过拙劣,吴作人心里很受伤,彻底放弃了对女神的追求。此后,同窗半年的时光里,他不再与萧淑芳有来往,有时,在校园里偶然碰面,也是远远地躲开。

  所以,对于这段时光,萧淑芳曾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很一般,那时的吴作人十分腼腆,每天夜晚都在明灯高悬的画室里默默地只顾画画,不爱理人,给人一种高傲之感。

  爱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阴错阳差,随后他们各自读书,学画,留学,结婚,生子。
 2、同道,不相见:分离17年间各自的坎坷与辛酸

  在动荡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同一个时期,吴作人和萧淑芳的个人境遇不同。虽同在艺术道路上,不同的性格、才能、性别,使得各自的艺术呈现出不同的方面。

  吴作人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没待多久,便受局势影响被学校开除。随后,在徐悲鸿的帮助下,赴欧留学。他先后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在此期间,他的绘画技术达到了学院可以给予的最高成就——荣获“桂冠生”的称号。用他的老师巴思天的话说,这个中国人在艺术上的成就将会举世瞩目。他的作品与同代欧洲艺术家相比挂在当地的博物馆里并不逊色。

 

  吴作人在欧洲熟练掌握了绘画技能,受到了艺术界的接纳,并与比利时女子安娜相爱成婚。就在此时,1935年,吴作人接到徐悲鸿要求他到中央大学担任油画教授的一封信,他收信后一星期即决定归国,不会讲中文的妻子义无反顾,随之回归。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吴作人举家随校西迁,数次奔赴抗日前线写生,宣传抗战,把艺术作为国家危亡奋战的武器。就在极度艰难环境中间,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死在缺医少药的重庆,他所栖身的小楼也被夷为平地,不少画作和心爱藏品被毁。

 

 

  国仇家恨,突然绝断了吴作人家庭和心理与欧洲的联系,也激发了他为了民族的尊严和救亡的责任。他不再用欧洲的油画技法和色彩关系去描绘中国题材,而是要寻求油画的中国转化。1942-1943年,吴作人西行写生,在敦煌石室之内,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技术,开始形成了中国气派的油画。

 

  与吴作人相比,萧淑芳的人生也不顺遂。她在中央大学呆了一年后,就回到北京继续学习,但不幸患了肺炎,只能在西山疗养,从1930年到1933年间除了养病,她先后拜汪慎生、陈少鹿及汤定之为师,同时登门向齐白石老人求教。齐白石为她治过两方印,萧淑芳曾画过一幅《墨荷》图,拜访齐白石时,呈上这幅旧作,白石甚是惊喜,特意为她题写上款“香清”给予鼓励,此后常常谆谆教诲。
 

  除了学画,萧淑芳还喜欢滑冰,她靠悟性灵性摸索出一套滑冰技巧,并在首届华北女子花样滑冰比赛中夺魁,她的英姿也被登载在《良友》(第101期1935年)画报的内页上。

 

  1933年萧淑芳结婚,并于1937年到国外求学。初至瑞士,萧淑芳画了大量风景画,次年又到法国巴黎的“自由画室”学习人体速写,同年九月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斯莱德美术学院,选修雕塑和油画课程。其间不仅举办个展,还与蒋彝合作出版了《中国儿童游戏》画册。

  1940年,萧淑芳归国,并生下女儿小慧,之后又罹患重症,卧床三年。期间丈夫移情别恋,婚姻出现重大危机。身体和情感的创痛并没有将萧淑芳击垮,她奇迹般地恢复过来,重新调整自身的状态。在养病期间,精神状态好时就对着女儿画速写,用水泥色油泥塑了不少孩童像,能起床活动时,就将原来的速写整理成《幼儿动态图册》,她用国画手法绘制一百位体态多姿的孩子围绕大树做着各色各样的游戏,名为《百子图》。1946年初她开始走出家门,与上海友人交往,应聘到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幼师科美术专员,业余为《小学生》、《申报》、《家》等杂志做儿童题材插图及儿童女装的设计工作。

  3、重逢,结同心:再不相爱就来不及了

  对于萧淑芳来说,1946年是她从失败婚姻走出的起点,对吴作人来说,也是其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并举行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第一次联展。画展上,相隔17年未见的老同学意外重逢了。

 

  此时的吴作人已经完成了油画的蜕变,他的色彩再也不是从欧洲带回来的那种优雅的灰调子,国画也已经是一种用素描画出来的结构和透视,笔墨不再只是性情的宣泄,而是对客体对象的概括的处理。将素描和写生与中国画结合的理念使吴作人对萧淑芳的参展作品《北海白塔》非常赞赏和推重。这张作品构图大胆,画中主体部分的塔尖被切断,这在中国画中是大忌,过去没有中国人这样画,但这却是一幅“新中国画”。

  所以这次重逢不仅是人相见,更重要的是艺术在经历了各自的发展以后,又重新互相欣赏。执手之时,同道相依。

  展览会后,两人开始共同来往,萧淑芳邀请吴作人到家中画室看新作,吴作人将萧淑芳拉进自己朋友圈,随着交往的深入,吴作人又“春心大动”,作扇画《雪原藏犛》赠予萧淑芳,以表明心际。还为她画了多张肖像画,包括那幅流传甚广的油画《萧淑芳像》。画中的萧淑芳面带微笑、神情安然,透露出生活的平静与幸福的满足。他们相知又相惜,相怜又相爱。吴作人深情地对萧淑芳说:再不相爱就来不及了,我们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在他们共同的恩师徐悲鸿的见证下,萧淑芳与吴作人喜结良缘。徐悲鸿在赠与二人的结婚礼物《双骥图》上书:“百年好合休嫌晚……得看世界最高峰。”这是恩师对两位高足最美好最真诚的祝福。那年,吴作人41岁,萧淑芳38岁。

  4、同路,各千秋:携手同道各有高峰

  婚后,他们琴瑟和谐。1958年吴作人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央美院院长,一直到1979年,共21年,是中央美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院长。萧淑芳则在中央美院当了一辈子老师,一直担任基础课的教学。

  期间,萧淑芳随吴作人到甘肃炳灵寺和麦积山勘察,赴安徽佛子岭水库、内蒙古大兴安岭、北京十三陵水库、河南三门峡水库等地写生画画。此次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面对同一风景的不同表达,由此可以设想他们画架并排共同创作的浪漫。

  此外,展览中还展出了一组萧淑芳纪念吴作人40年代旅行康藏的静物画,对于那段没有相伴的人生,萧淑芳用这样的方式参与进去。

  1966年文革爆发,吴作人遭批判关进“牛棚”, 萧淑芳下方农场劳动,虽遭遇不测,但他们相互支持陪伴,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文革结束后,吴作人又进入创作的高峰期。耄耋之年的萧淑芳,陪吴作人到云贵高原写生,陪伴他出国讲学、办画展。就这样两人携手度过了一生。

  有时,他们会偶然路过两人年轻时分别到过的地方,在巴黎歌剧院对面的客舍,吴作人、萧淑芳相对而坐,窗外是毕沙罗画过的那个广场,于是他们记下自己的行程。

  吴作人在画面中写道:Pissaro在161室作于1898,余作此在261室,1987,相距将九十年。

  萧淑芳在日记中写道:在二搂261室,窗外正对大歌剧院。1898-Pissarro(毕沙罗)(1830-1903法画家)曾在这一楼正是我们楼下室画过一张风景,路上是行人马车,而今日则汽车灯火水龙,迴非昔比,颇有今昔之感。

  执手偕老,终有一别。1991-1997年,吴作人病倒,期间萧淑芳几乎完全放下了画笔,陪他看病、养病、散步、散心,悉心照料。1996年11月20日吴作人与亲属共度生日,时年八十八岁,在这个夜晚再也没醒过来,此后连续昏迷了一百四十天,最后在北京医院辞世。丈夫过世后萧淑芳一面投入创作花卉作品,一面主持吴作人基金会的事物,再就是完成遗愿,在苏州建立吴作人纪念馆。

  1997年5月28日在双塔公园大殿举行开馆仪式,那天正是吴作人的“七七忌日”,在相关领导提到夫妇为艺术作出的贡献时,一只白蝴蝶从天而降,在萧淑芳眼前徘徊片刻,飞入她捧着的花束中,又在旁边坐席的花束上停留,继而折返回来,萦绕不去。萧淑芳惊叹“是作人回来啦”。

  为了纪念这难忘的瞬间,她绘制了《蝶恋花》一幅,百合花是两人最爱的山花,而十二朵寓意为十二个月天天的思念和流转。2005年12月20日,萧淑芳仙逝,次年与吴作人合葬于北京西郊万佛陵园。

   回望如画的人生,吴作人与萧淑芳携手的半个多世纪,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画画,一起描画着共同的小家,记录孩子成长的点滴,当然,还有彼此动人的瞬间。

  吴作人与萧淑芳虽是夫妇,但同时也都是彪炳画史的大画家。在艺术创作上,他们虽然一生切磋,多有探讨,但就题材和风格而言,他们皆走出了自己不同的道路。

  中国美术馆第8展厅,展示了吴作人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方面的成就。吴作人的素描是欧洲素描的正统,与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德拉克罗瓦一脉相承。主要用边线处理透视与结构,注重对对象的生气的把握,力求概括。晚年,吴作人在素描中加入篆书的笔法,使素描有一种老辣的笔划本身的美感,而不仅仅是对象表现的准确。

  油画方面,吴作人并不满足于将欧洲的手法用于中国的题材创作,而是在欧洲油画之外,继续创作一套造型和色彩的中国油画“气派”(风格)。

  中国画方面,吴作人秉承徐悲鸿的理论和实践,将素描引入国画。并且在担任中央美院的领导期间说服周恩来总理和国家文化部将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完成了以造型为基础的国画完整体系。根据这个体系,吴作人所画的所有动物都不是国画原来的画谱和程式,也不是写意,也不是直接导源于书法,而是导源于事物的结构和透视。

  中国美术馆第9展厅,展示了萧淑芳在儿童画创作和花卉上的成就。1939年,萧淑芳旅居英国之时,就创造了《儿童游戏》这样反映中国文化的育儿经历和教养风俗的组画,并举办画展、出版专著。解放后,她又把儿童作为反映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创造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创作,如《少先队员》、《公社新添小毛驴》。她笔下的儿童,就像画出了身后的那块小屁帘(当时小孩穿开裆裤),朴素生动,亲切真实。

  花卉题材的创作上,萧淑芳没有选择象征富贵的牡丹,也不用象征清高的兰竹,而是选择了别人看不上的鸢尾和丁香。“对于中国人来说,蓝紫色的鸢尾花是不入画的,因不吉利,不能走市场。而丁香在中国人眼里因卖相不好,也是不入画的。萧淑芳却独具慧眼,发现了其中独特的美感,并将其简化,从而创作出清丽的花卉。”萧淑芳学生蒋采萍在“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研讨会上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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